最高法院公报：有关诉讼时效判例要旨13条

发布时间：2016/7/20 16:18:29 （来源于常州市金坛区法院）

阅读提示：本文系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判例中涉及诉讼时效问题裁判要旨的整理。主要问题包括：侵权行为延续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举证责任承担、“付款交货”诉讼时效起算点、海上运输承运人代理人责任诉讼时效的适用、债务人在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效力认定及对担保人的影响、金融资产公司在报纸上公告催收对诉讼时效的影响、证券赔偿案件中有关诉讼时效的特殊规定、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累加计算”赔偿金诉讼时效起算点、代位权诉讼中有关诉讼时效的特殊规定等。

1.侵权行为一直延续的，不能从侵权行为发生时起算诉讼时效。

——齐某某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人陈晓琪在中考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被告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原告齐某某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某某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和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某某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侵权行为延续至今，故陈晓琪关于齐某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2.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当事人，应当对诉讼时效期间已过承担举证责任。

——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998年第4期《中国故事》虽然于当年7月1日起在四川省成都市正式发行，但刊物的影响和发行范围是有限的，不能认为刊物出版后，社会公众都应该知道所刊载的内容，从而把刊物的出版发行时间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由于被告杂志社无法证明彭家惠在1999年7月以前已经知道小说《祸祟》的内容，原告举证是在2000年4月其他亲属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后才知道小说《祸祟》的内容，鉴于彭家惠当时已年过九旬，又没有文化，她的主张更符合情理，应予认定。原告彭家惠在其亲属与被告杂志社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2001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因为杂志社没有证据证明彭家惠在1998年第4期《中国故事》杂志出版后至1999年7月以前已经知道侵权行为发生，应认定彭家惠提起的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3.当事人以同一事实以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一同起诉的，法院只审理了合同纠纷，未审理侵权纠纷的，侵权纠纷诉讼时效中断。

——赤坎乡镇企业供销总公司诉达荣实业贸易总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赤坎公司得知被告达荣公司接收了2000吨钢坯后，曾于1993年12月15日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起诉的事实与本次的起诉相同。该案经两审，于1996年5月18日审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明确指出，该案只审理了赤坎公司起诉的购销合同纠纷，不审理赤坎公司起诉的侵权事实。由于赤坎公司已经将侵权事实诉诸法院，在未得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时，诉讼时效当然中断。赤坎公司接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权事实应当另案审理的终审判决后，又于1997年1月以达荣公司为被告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达荣公司认为赤坎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4.被害人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一直要求侵权人赔偿的，不能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已过。

——新华日报社诉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相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审结日期：1996.05.13）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新华日报社的权益被侵害后，于1992年7月30日即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报告，并一直要求华厦公司予以赔偿，未获解决，直到1994年6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的规定，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华厦公司关于新华日报社“超过了诉讼时效起诉，已丧失胜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5.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付款交货，当卖方交货时起，卖方付款请求权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北京市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诉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货款纠纷案（审结日期：2000.06.0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五矿是受中国五矿的委托，根据中国五矿与洛杉矶五矿签订的买卖合同而履行向洛杉矶五矿发货的义务。这两个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都是付款交单，即卖方的交单（付货）是以买方付款为前提条件的，北京五矿应当知道自1988年9月向洛杉矶五矿交付焊管时起，中国五矿就已经享有对外结汇的权利。因此北京五矿完成委托发货义务后，应当及时向中国五矿追索货款。换言之，北京五矿在交货后没有及时收到中国五矿转来的货款，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对待本案债权，北京五矿并未象在（1998）高经终字第372号案件中一样，在两年的诉讼时效内积极行使债权，以便取得法律的保护，而是在9年后的1997年8月15日，才致函中国五矿催要货款。中国五矿收到该函后，也没有确认此笔欠款。因此，北京五矿的发函索款行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和重新起算。

6. 海上货物运输赔偿诉讼中，承运人代理人无单放货并非在承运人授权范围内，承运人代理人不能主张承运人的一年时效抗辩。

——晓星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船务代理公司防城港公司等提单侵权纠纷上诉案（审结日期：2003.02.27 ）

最高人民法院让认为：《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其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但是本案晓星公司起诉的并非承运人，而是起诉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承运人的代理人防城外代和报关代理人广西外运以及提货担保人梧州农行无单放货。防城外代主张应当适用《海商法》的规定确定本案诉讼时效为一年，但是并未证明其无单放货是在承运人授权范围内，故其请求不能支持。晓星公司向提货担保人梧州农行以及报关人广西外运主张权利的时效亦不能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确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货物到港是在1997年4月3日，最迟在7月21日三方协议签订，晓星公司应当知道部分货物被六分公司提取。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1997年7月21日起算至1999年7月21日止。1999年6月1日，晓星公司和智得公司以防城外代、梧州农行、广西外运、防城港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为被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违约或者侵权造成的提单项下9000吨货物的货款损失等。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因晓星公司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中断。晓星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

7.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故该债权仍受法律保护。债务人放弃时效届满抗辩权的行为，对担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诉辽宁华曦集团公司等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审结日期：2003.08.28 ）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现无证据证明省中行与畜产公司之间存在约定延期还款的事实，而省中行是在1999年8月31日、1999年9月13日向畜产公司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的，因此，省中行对畜产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依法取得时效届满的抗辩权。但省中行于1999年8月31日、1999年9月13日两次向畜产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畜产公司均在通知书上加盖印章，依照本院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畜产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加盖印章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故该债权仍受法律保护。依据该司法解释，借款人畜产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盖章行为性质属于对原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带来的抗辩权的放弃，原审法院裁判畜产公司对原债权承担偿还责任，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维持。担保人时代公司在《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明确承诺：“本保证书在中行同意延期还款时继续有效”，但因无证据证明省中行与畜产公司之间存在约定延期还款的事实，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取得了主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的抗辩权。虽然嗣后畜产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放弃了原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权，但依照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债务人放弃的抗辩权，担保人仍然可以行使，畜产公司放弃时效届满抗辩权的行为，对时代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8.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债权人已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继续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审结日期：2004.03.19 ）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还债前，农发行营业部已于2000年1月17日向农牧公司催要该300万元贷款，系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自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其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在该300万元贷款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报了债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农发行营业部对其能得以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不能确定，其无法同时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担保权利，只有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才能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中，在主债务人羊毛公司破产案件的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农发行营业部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再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农发行营业部在本案1100万元贷款的合同履行期限内于1999年9月6日向农牧公司发出《到(逾)期贷款通知书》，因本案主债务的履行最后截至日为1999年9月29日，此时其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后在保证期间内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申报了债权，并在羊毛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就该1100万元贷款未得以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

9.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

——信达公司合肥办事处诉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审结日期：2004.09.13）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信达合肥办事处在受让三笔借款合同的债权后，于2001年7月12日，向化工厂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化工厂在催收通知上予以签收确认，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003年6月19日，信达合肥办事处又在《安徽法制报》上刊登公告，向化工厂催收债权，再次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化工厂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布公告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为由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信达合肥办事处2003年6月19日在《安徽法制报》上刊登的含有催收债权内容的公告，依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故化工厂关于信达合肥办事处的部分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

10.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必须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公布之日起算。

——陈丽华等23名投资人诉大庆联谊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纠纷案（审结日期：2004.12.21）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大庆联谊公司的《1997年年报》虚假陈述行为于1999年4月21日披露，尽管在原审诉讼中部分被上诉人也称其于该日知道虚假陈述行为发生，但是根据《证券赔偿案件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必须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人民法院才应当受理。在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没有作出和公布前，投资人无从提起诉讼。所以，如果按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投资人提起的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投资人是不公平的。原判根据《证券赔偿案件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从中国证监会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公布之日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是正确的。

11.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审结日期：2006.06.02）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的请求权，故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12. “累加计算”的延迟交房的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的，不能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购房方可以在该项整体权利没能实现时提出主张。

——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审结日期：2007.05.1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本案违约金系基于泛华公司未按约履行交房义务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从该约定内容分析，延迟交房的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累加计算”的，即相对于购房方来讲，主张自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之日至实际交房之日的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确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而不是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购房方可以在该项整体权利没能实现时提出主张。如果将本案违约金请求权分割为若干独立的请求权，并以分别起算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这必将改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累加计算”的本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其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期限。对于没有支付期限的债务，债权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张，只有当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才能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可依法起算；再次，就本案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求购房方在房屋交付之前单独就违约金债权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均不符合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公序良俗。总之，泛华公司关于违约金债权应当按照违约时间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无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支持，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的约定，泛华公司如违反约定的期限延迟移交房屋，应向人寿(集团)公司缴纳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房价款的0．2‰累加计算。泛华公司上诉提出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泛华公司交付房屋，其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分析，人寿(集团)公司购买泛华大厦的目的系为解决办公用房之需，因泛华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讼争房屋，人寿(集团)公司至今仍于他处租赁房屋办公。于此情形下，依泛华公司的上诉主张人寿(集团)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届至后长期不主张权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订立目的，亦有违常理。2004年4月14日，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泛华公司发出《关于催交我司购买的办公用房的公函》的函件，要求泛华公司于2004年6月底前交付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对此泛华公司予以拒收，此时应视为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权利人始知其权利遭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发生争议之日起计算。故泛华公司关于本案违约金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13.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安然实业(集团)　公司代位权纠纷案（审结日期：2011.06.09）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依据上述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以主债权和次债权的成立为条件。而“债权成立”不仅指债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要求债权的数额亦应当确定。这种确定既可以表现为债务人、次债务人对债权的认可，也可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加以确认。因此，债权人中行汕头分行在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之前，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确认其对债务人享有合法的债权，表明其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本院2008年8月21日发布并于同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规定亦表明，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同时引起两个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即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两个债权均应属于受人民法院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债权。关于本案中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在广发行曲江支行起诉中行汕头分行、金柱公司、安然公司拆借合同纠纷一案中，中行汕头分行主张应将安然公司支付给广发行曲江支行的1500万元在债务中予以冲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有关1500万元的权利义务及存在的争议，应当由安然公司与广发行曲江支行另诉解决”。由于安然公司已下落不明，未参加该案的诉讼活动，且该院认为关于1500万元款项的争议应另行解决，因此，在(2001)粤高法经一终字第172号案件中并没有确认中行汕头分行与安然公司、安然公司与广发行曲江支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具体的债权金额。该判决生效后，中行汕头分行享有的相关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起算，但中行汕头分行对其权利的主张不仅限于代位权。本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粤高法经一终字第172号民事判决自2002年10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后，中行汕头分行于2004年1月5日向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要求检察机关及时采取措施为我行追缴被诈骗资金的报告》，并于2004年5月21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对安然公司的债权，虽因其主体资格问题被该院裁定驳回起诉，但其主张民事债权的行为仍具有使该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后，中行汕头分行再次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5年12月30日作出(2005)珠中法民二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确认中行汕头分行对安然公司享有债权2764．4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2007年1月26日，中行汕头分行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债权没有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此外，本案中的次债权，即安然公司对广发行韶关分行享有的到期债权，是基于《合作权转让协议》无效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在《合作权转让协议》被依法确认无效后，广发行韶关分行应负有向安然公司返还其收取的购地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该项债权(本案中的次债权)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被本案二审判决确认无效时起算，债权人中行汕头分行代安然公司向广发行韶关分行主张该债权，没有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