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天理！反被小偷告了！”同是小偷索赔，为何“同案不同命”？
“天理何在啊！他来偷鱼被淹死，为何要我赔偿？”且看法院如何判
吉林松原，家住农村的男子杜某，其所在的村子里，有一块面积达几千亩的沼泽地（东北当地方言称其为水泡子），该沼泽地系天然形成，一直闲置着，无人管理，里面有很多鱼，附近的村民，经常在里面捕鱼。
后来，男子杜某和村里小组经过协商，将该沼泽地承包了下来，种植水稻。
男子杜某承包后，为了方便耕种，让农业机械能够顺利进出，便沿着稻田修筑了一条路。
工人修路时，挖机就地取土，这样一来，路修好后，杜某的稻田四周，便形成了一条一米多深的沟，夏季涨水后，水沟里充满了水，和稻田连成一片，无法分辨。这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是潜在的安全隐患。
村里的村民，有的仍然时不时地去杜某的稻田里捕鱼。
村里的干部知道后，曾多次提醒杜某稻田存在安全隐患，要求他采取防范措施，树立警示牌等。
于是，杜某便在其承包的稻田四周，一共树立了8块警示牌，上面分别标示着：禁止捕鱼、禁止垂钓、禁止游泳、禁止玩水等。
杜某自己也经常在稻田四周巡逻，劝阻前来捕鱼的村民。
即便如此，令人心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发当天，村民王某身着捕鱼用的皮裤，拿着捕鱼工具，趁杜某不在，到杜某承包的稻田捕鱼。
遗憾的是，王某这次一下水后，便再也没能上岸，他的尸体，直到第二天才被打捞起来。
事后，死者王某的家属与杜某和村小组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协议。
接着，王某的家属一纸诉状，将杜某和村小组告上了法庭。
（案例来源，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死者王某的家属起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
1、王某的死亡，杜某和村小组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因杜某承包稻田后的修路行为，造成了一米多深的水沟，具有安全隐患，杜某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避免，导致王某死亡，因而要求杜某承担王某死亡10%的赔偿责任。
3、本案村小组，作为事发沼泽地的所有人，未尽管理责任，对王某的死亡，也具有过错，也应当承担王某死亡10%的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该法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首先，死者王某自己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不顾警示，明知杜某的稻田可能存在危险，不经稻田承包人杜某同意，不顾自己人身安全，擅自下水捕鱼，最后导致溺水身亡，其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90%的责任。
其次，本案杜某，作为事发沼泽地的承包人，其在承包该沼泽地经营种植水稻过程中，修路挖沟，致使雨季涨水时，水沟同稻田连成一片，无法分辨，形成了安全隐患，最终导致王某溺水身亡，王某死亡的后果，与杜某的以上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而杜某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第三，本案村小组作为事发沼泽地的所有人，在将其发包给杜某种植经营水稻过程中，对杜某改变沼泽地原状，开挖水沟，引发安全隐患的行为，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随后，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内容如下：
判决杜某承担王某死亡5%的责任，赔偿死者王某的家属3.7万元。
判决村小组承担王某死亡5%的责任，赔偿死者王某的家属3.7万元。
剩下的90%的责任，由王某自己承担。
一审判决结果下达后，杜某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
1、自己作为稻田承包人，设置了8块警示牌，明确警示了危险，告知禁止捕鱼，自己也经常巡逻，对村民们下水捕鱼进行了劝阻，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防范义务，因而自己不该承担本案王某死亡的任何责任。
2、虽然王某的尸体是在自已承包的稻田里被发现的，但是，并不能认定其死亡与自己的行为有关，更缺乏证据证明是自己开挖的水沟造成的。
这是因为，事发时整片区域普遍涨水，该沼泽地原来面积达九千多亩，到处的水都很深，连成了一片，王某的尸体被发现时，呈漂浮状态，不能确定其溺亡地点就是自己的稻田，其具体死亡地点不明，不能认定为是自己修路挖沟所致。
3、王某作为成年人，未经允许，不顾警示，私自到自己承包的稻田捕鱼，应自担风险。
我国《民法典》第1174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因此，本案王某死亡的民事责任，应完全由其自己承担，自己不应该承担其任何赔偿责任。
村小组没有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充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认为，本案的焦点有两个：
一是王某的死亡，杜某是否存在过错，如何看待杜某的挖沟行为和设置警示标志。
二是王某私自进入杜某承包的稻田捕鱼，这种过错，是否属《民法典》规定的可以免除侵权人责任的情形。
二审法院审理后，针对杜某的上诉和“喊冤”，进行了充分地说理释法：
（一）本案杜某作为稻田的承包经营者，其在承包该沼泽地后，为了自己耕种方便，修路取土形成了水沟，但未能回填，造成了安全隐患，雨季涨水后，更加重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杜某的这一行为，明显存在过错，客观上也与王某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同时，即使杜某设置了警示牌，也进行了巡逻劝阻，但这并不能免责，不是免除其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定理由。
本案杜某的过错责任，不以其是否设置了警示牌和是否进行了巡逻劝阻而免除，因此，本案杜某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二）本案王某的死亡，不属于《民法典》第1174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行为，不能免除杜某的民事侵权责任。
杜某承包的稻田，修筑的田间道路，公众可以自由通行，该区域，应视作公共区域，即使死者王某私自捕鱼存在重大过错，但其是通过公共通行道路去捕鱼的，因此本案王某溺水身亡，不属于其故意引起的伤害，杜某主张责任完全由王某自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了杜某的上诉请求。
“天理何在啊！他来偷荔枝摔伤，凭啥要我赔偿？”且看法院如何判
四川泸州，男子袁某是一个农民，风里来雨里去地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后来，年纪大了，干不了重农活，他便改行种植水果，他在自家承包地里种植了一大片荔枝，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便主要靠他的荔枝果园了。
转眼到了荔枝成熟的季节，老袁非常勤奋，经常早上5点钟便起床，来到其荔枝果园查看，看着自己精心种植饲弄的荔枝，马上就可以上市，换回一家人的开支用度费用，老袁非常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案发当天早上，老袁和平常一样，5点多钟，便来到自己的荔枝园，他刚一到达，便看见一个人拿着袋子，正在偷摘自己的荔枝。
老袁连忙大声喝止，那人听到老袁喊叫后，转身就跑了。
老袁也紧接着在后面追赶，并大喊抓小偷！
谁知道没跑出多远，那人慌不择路，被地上的一根电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老袁趁机把他按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袋子，袋子里有不少荔枝。
随后，老袁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赶来后，查明那人为男子王某，同时发现其脚受伤严重，可能骨折了，便让其先去医院检查治疗，出院后再接受处理。
报了警，警察赶来后，查明那人为男子王某，同时发现其脚受伤严重，可能骨折了，便让其先去医院检查治疗，出院后再接受处理。
王某住院治疗40多天后出院了，经医院诊断，其右脚共三处骨折，一共花费了1.2万多元，同时，出院后还需要在家休息两个月。
（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然而，令老袁万万没想到的是，当警察通知双方去调解时，风向突然变了。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同时事发于早晨5点多钟，也没有其他证人看见，王某对此前的事，彻底否认了，其坚称：
1、事发时，他是路过老袁的荔枝园，顺手摘几个荔枝解渴，不属于盗窃。
2、他身上的伤，是老袁殴打造成的，老袁应当赔偿自己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各种经济损失。
3、自己被老袁殴打，造成身上三处骨折，应当对老袁无故殴打他人的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自己身上的伤，如果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以上的伤情，还应当追究老袁的刑事责任，让他坐牢。
听了王某的话后，老袁气得老泪纵横，他辩解到：
1、自己家的荔枝园离道路比较远，不存在路过的说法。
2、事发当天，王某开车过来，还带着口袋摘自己家的荔枝，明显属于盗窃。
3、事发于早上5点多钟，从时间上看，王某的行为，也属于盗窃。
4、自己没有殴打王某，王某身上的伤，是他自己逃跑时，被地上的电线绊住摔倒造成的。
从医院检验报告单也可以看出，王某身上的伤，不符合殴打形成的特征。
警方针对双方的意见，经过调查后认为，王某在早上五点钟，开车到老袁荔枝园附近停下，然后步行并携带着袋子摘其荔枝，其行为构成盗窃，依法应当给予治安处罚，遂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王某作出了治安处罚。
对于王某控告老袁殴打一事，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王某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同时老袁自己也坚决否认，因而无法认定老袁具有殴打他人的行为，故没有支持王某的请求。
对于王某受伤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让其上法院起诉。
接着，王某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其诉称被老袁殴打，造成自己身体受伤，要求老袁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8万多元。
接到法院的传票和王某的起诉材料后，老袁向法律专业人士进行了咨询，心里有了底，对自己的答辩意见进行了整理，在法庭上提出：
1、事发当天早上5点多钟，王某开车到自己荔枝园，带着口袋摘自己家的荔枝，其行为，明显属于盗窃。
2、王某偷摘荔枝，被发现后逃跑摔倒受伤，自己没有殴打王某。
从医院检验报告单也可以看出，王某身上的伤，符合摔倒形成的特征，不属于殴打所致。
3、自己发现荔枝被偷，追赶小偷，没有使用暴力，是保护自己合法财产的正当行为，法律上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王某作为成年人，偷摘他人荔枝，被发现后慌不择路逃跑，导致自己摔倒受伤，其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本案经公安机关查明，王某偷摘荔枝的行为，属盗窃的违法行为，并受到了相应的治安处罚，双方均无异议，法院对此予以认可。
其次，本案袁某发现自家果园的荔枝被王某偷摘时，出面制止，王某被发现后逃跑，袁某予以追赶，在此过程中，王某摔倒，因而被袁某追上按倒在地，不让其离开。
王某身上的伤，均在右脚，其脚踝骨折，是其自身摔倒时所致。
本案袁某的追赶及抓获行为，系保护自己合法财产的正当行为，并无过错，依法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侵权，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从本案的发生来看，王某作为成年人，不遵纪守法，偷摘他人荔枝，其在实施盗窃违法行为时被发现逃跑，其对仓促逃跑存在的危险，以及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应具有足够的判断和认知能力。
本案王某明知故犯，其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结果下达后，王某不服，向上级法院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两个，一是袁某的追赶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合法。二是王某受伤，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应由谁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某于案发当天早上5点多钟，来到袁某家荔枝园偷摘袁荔枝，并因此被公安机关作出了治安处罚。
在此前提下，袁某制止其偷摘荔枝，追赶王某的行为，属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上，属正当防卫。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王某主张其身上的伤，系袁某殴打造成的，但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
相应的，根据医院检验报告，其伤在右脚，从伤情上看不符合殴打形成的，而与袁某辩称的是其逃跑时自己摔倒形成的更为符合。
因此，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综合分析，王某身上的伤，系其逃跑时自己摔倒形成的，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足以认定。
据此，最后二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王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审判决。
对于以上两案，大量网友对王某盗窃荔枝案的判决结果比较满意，但是，对于杜某稻田承包案，判决承包人杜某承担了死者5%的赔偿责任，却大为不解。
对此，周律师认为，事实上，与王某盗窃荔枝案相比，杜某承包稻田案的判决结果，更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对公民的平等保护。
其理由，除了文章里的法律分析外，还有如下几点：
首先，杜某承包的沼泽地（当地俗称水泡子）是历史形成的，多年便存在，周围村民们祖祖辈辈下来，都是在这里捕鱼，这里不但是村民们偶尔打牙祭、改善伙食的来源，也是孩子们钓鱼玩耍的娱乐园。
杜某将其承包种植水稻后，这一切便终止了，面对资本的“侵略”，村民们无能为力，多数人只能接受，但也有少数人仍偷偷地去捕鱼。
其次，杜某承包该沼泽地，系种植水稻，而不是养鱼，该稻田里的鱼，是多年自然存在的野生鱼。死者偷偷去捕鱼，最多可能会对其水稻生长造成轻微影响和损害，并不构成盗窃。
第三，杜某承包该沼泽地后，挖沟修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安全隐患，但他却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封闭，其稻田任何人都能够进入，属公共区域。
因此，在此情况下，死者进入该区域捕鱼溺亡，稻田承包人杜某和沼泽地所有人村民小组，是有过错的，法院判决其承担死者一共10%的赔偿责任，于法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
从某种角度上看，该案的法官，更具担当，该案的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司法的温度。
后面王某偷摘荔枝案，案发后，公安机关经调查后，首先认定了王某的行为系盗窃，并给予了相应的治安处罚。
同时，王某在偷摘荔枝被发现，逃跑摔伤时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时没有得到支持后，其又虚构事实，称被袁某殴打，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两级法院经审理后，均没有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之所以如此底气十足地处理，关键还是有公安机关“盗窃”的认定。
另外对于该案，许多网友提出王某系自己摔倒受伤，却虚构事实，诬称受到袁某的殴打，起诉要求袁某赔偿，王某属诬告陷害，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一点，其实是对法律的误解。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行为。
该案中，王某以虚构、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目的是索要赔偿，不是使袁某受到刑事追究。
因此，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总的来说，两案“同案不同命”，正是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不同的判决结果，是法律公正的体现，让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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