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从省长到囚犯，记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
1987年3月19日清晨，朝阳刚刚升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早已人头攒动。这个平时比较寂静的场所，今天却车声喧闹，水泄不通。消息不胫而走。尽管今天能进去坐在旁听席上的，已经有上千人了，但仍然满足不了不少人想进去听一听、看一看的迫切愿望。
开庭审判的是半年前的江西省省长倪献策，还有受他庇护的走私、行贿、受贿的5名犯罪分子。
职务高，并不意味着品格高尚
倪献策像所有蜕化变质而滑下犯罪深渊的人一样，也是从贪喝淫秽这杯苦酒开始，而后无法收拾的。
1985年3月，倪献策还是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的时候，以对外开放、与外商洽谈经济为由，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从南昌飞到香港。江西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华赣公司，里边有一个女人名叫郭晓红，三十四五岁，妖冶丰满，善于交际，很能博得有些男人的青睐。她的工作任务是，组织港澳同胞来江西旅游。这个女人一见到倪献策，便毫不犹豫地粘了上去。她知道，自己既无靠
山，也无根基，只是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那阵子，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混了3年。以后分配到江西省旅行社，当导游、翻译，因此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她好几次通过这些外国人担保，要出国去“自费留学”，只可惜几次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总算达到了常驻香港的目的。这样的美差，怎么会落到她的头上？！是因为她品学兼优，还是表现积极
？在一次给她做的民主鉴定会上，同志们先是一片静默声，后来在领导的催促下，一个接一个发言了：“一朵交际花！”“作风不正派，跟外国人睡觉……”简直令记录者都无法整理成几条文字内容。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她居然给派驻到香港去了。而且给她的待遇，高得吓人。有人计算过，她一个月的收入顶上一个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她每当从香港回到南昌，明明丈夫那儿有房间，她偏要在江西宾馆再开一个房间，她可以因此而得到出差补助。
郭晓红走到倪献策身边，借敬酒为名，频送秋波，他和她碰过杯之后，一直紧紧盯着她，她故作媚态，回眸一笑，让倪献策顿时想入非非。
不久，倪献策要提前返回南昌，请人陪送。于是有人建议让郭晓红陪同，理由是她熟悉情况。由香港过深圳进羊城，两人于是勾搭成奸。他俩来往的情书竟交给一个香港小姐保管。
倪献策何许人也？
1985年6月下午，倪献策走马上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并踌躇满志地当上了省长。那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年轻，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他才50岁。他有文凭，是1958年毕业的中专生。至于“革命化”，人们更不怀疑，有那么多表格要填、还有不少考察人员进行内查外调，还会有错吗！而事实上，就是这个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一家钢铁厂里，以揪斗“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大出风头，随即“三结合”并“火线入党”的。
“喂！×地区吗？倪省长今天到你们这儿检查工作。对，中午到！”在他就任省长前后，倒是经常往下边跑的。蓝色的“奔驰”高级轿车一到，照例是下边的领导列队恭候，前呼后拥地进入小餐厅宴请洗尘，茅台酒不能少。下边的同志都有数，倪省长有一个健壮的胃袋，一个人一顿能喝一斤茅台。为了让他酒足饭饱，化四五百元钱办一桌菜是经常性的。“老子在上海、广州吃过上千元一桌的。”他拍拍腆起的大肚了，剔着牙缝，跟人夸耀。
这个省长还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口头语：“妈的”、“老子”、“滚他娘的”……至于他写错别字，更令人哭笑不得，比如他把“圣旨”，写成“圣纸”；“排忧解难”，写成“排拢解难”……
倪献策有一手绝招，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脸不变色地把一根稻草吹成一根金条。从香港返回南昌时，他向数千名干部作报告，历数这回他带队去香港洽谈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光成交就达人民币7亿元。不少干部很高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真正落实的不到3000万元，而且有的项目在他去香港洽谈之前，别人早已谈成功了的。全国开旅游工作会议，别的省市由有关厅局长参加，唯独江西，他这个省长自告奋勇要去参加。其实会议还没结束，他溜到上海去了。因为郭晓红在上海等他，回到江西，他却大言不惭地神吹道：“这回我在中央要到了两个亿！”其实，纯属子虚乌有。
景德镇，中国的瓷都。有一种已经不太生产了的瓷墩，就像装50斤绍兴黄酒那样大的酒坛子，一只要值好几百元。一天，倪献策带着郭晓红住进花塘宾馆，在照例的饮宴上，倪献策忽然问郭晓红：“这茅台酒你能喝吗？”
曾经陪外国人喝过烈性威士忌的郭晓红，哪在乎这个！她故意撒娇说：“我不会喝。”
“喝一杯下去，给你一个瓷墩！”
“省长说话要算话！”郭晓红斜飞了他一眼。
“那当然，本官从不食言。”
“好，我喝！”郭晓红一连喝了几杯，随即到手了几个瓷墩。
倪献策哈哈大笑，得意忘形他说：“只要本官在位，放心，决不会亏待兄弟们的！”
为了养肥几只蛀虫
正在召开的江西省人代会的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倪献策听到一个声音：“倪省长！”
他回过头去，是江西宾馆服务员轻轻呼唤他，要他去接电话。
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找他，还要他下主席台去接？倪献策挺恼火。
“省长吗？”电话里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是郭晓红。他立即转恼为喜：“什么事啊？”
“洪海公司原先进口2000台录像机，给海关扣下来了，经办人是我弟弟郭勇。这弄得不好公司要破产。洪海一破产，我弟弟跑不了，怎，怎么办呢？”
“你不要急，现在我正开会……”
“好！下午4点，叫他们到宾馆来。”
乘开放改革之机，江西和别的地方一样，冒出来许许多多的公司。洪海电子有限公司是其中的一家，郭晓红的弟弟郭勇是这个公司业务部副经理。他瞅准了国内录像机是个热门货，便动脑筋想弄一批进来，抛到市场赚一笔大钱。恰巧他遇到老同学方晓维，经方介绍，结识了福建省富兴工业进口公司技术引进部副经理李共青。李共青听说郭勇要进2000台日产录像机，便一口应允。
李共青回到福州，就和香港某公司陈经理洽谈，签订了购买日产录像机2000台的两份合同，一份是录像机的上下盖板2000套，另一份是除了盖板外的其它部件2000套，总金额为60万美元。
李共青笃悠悠赶到南昌，和郭勇、洪海公司总经理江克荣等人，一起起草了委托书。
就在委托书正式签字之前，李共青对郭勇说，“这笔生意要是成交，你们洪海公司可以发笔大财了！”
“哪里，哪里，赚不到多少。”郭勇故意装得不在行的样子，心里却拨动了算盘：只要把这2000台录像机抛进市场，洪海公司至少可以赚进四五百万元人民币。
“按照规定，你们应该付给我们富兴公司8.4％的手续费……”
“好说！”郭勇点点头。
“另外……”李共青故意偷觑了郭勇一眼。“按惯例，要付好处费。”
“多少数目？”
“8万元。”
“这个……”郭勇骨碌碌地转了两下眼珠子：“我跟我们江总经理汇报一下，怎么样？”
江克荣同意付给李共青好处费6万元。于是就正式签订委托书。
不久，李共青返回福州，电告方晓维，要他通知郭勇从速解决外汇，并携带好处费到福州去。郭勇随即从公司领取现金3万元，交给了方晓维，并要方打一张领条，方晓维提笔写道：“领到爱浪录像机公关费3万元。”署名为“万为”。然后，自己扣下1万元，给李共青送去了2万元。
隔了一个来月，李共青和郭勇在广州会见了香港那家公司的陈经理。陈经理对于迅速做成2000台录像机的转手买卖，自然是急不可待：这种能捞进大笔美元赚头，又不需要花费多大心血的买卖，好似天下掉下馅饼，只有傻瓜才会漫不经心、轻易放过！陈经理似乎摸透了大陆这类公司的这类业务人员的品性，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人3000元港市，另外还附带给了一个一只漂亮的打火机。李共青和郭勇不由分说，欣然自若，塞进腰包。李共青、郭勇等人，还在别的业务活动中，胆大妄为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就不在此一一叙述了。
当2000台录像机来到深圳文锦渡海关，经过查验，海关作出了走私案件处分通知，认定为走私行为：“决定没收全部走私货物，并科处罚款人民币150万元。”
这一下可真叫洪海电子有限公司那些想图走私录像机而发横财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福建省的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的人跳起了脚，偷鸡不成蚀把米，手续费没有捞到，还得罚出去150万！两家公司紧急商议，恰似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提议，非得找倪献策帮忙不可了。谁去找省长呢？非郭勇莫属。郭勇也明白，自己这么一个小干部，要找这么个大干部，省政府的大门岂能那么容易跨进去？他很了解自己姐姐和倪献策的交情。
郭勇当即去找郭晓红，郭晓红一边埋怨弟弟办事太冒失，一边就给倪献策挂了电话。
倪献策听完郭勇等人的汇报，便劝慰道：“这事不难，我挂几个电话出去。他边看洪海公司的委托书边拿起了电话机：“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吗？找韩主任说话。”
对方很快接通了电话。
倪献策把洪海电子公司录像机被扣压一事说了一下，然后关照说：“对洪海公司录像机的事，要认真研究，作出答复，要考虑企业的利益，要一致对外！要照顾洪海的利益，协助洪海公司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知道了。”
当天晚上，他还不放心，一连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江西省经贸厅驻深圳中转站主任，要他出面去找海关说情，要求照顾。另一封信是写给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副主任，要他“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名义，出函给文锦渡海关，申明：洪海委托富兴办理的手续可信，外汇来源合法，海关查私应予支持，但货款是我们发的，没收货物只有我们受害，这样处理外商会看我们的笑话，影响对外声誉。”
省长对下属发指示，下边唯唯诺诺照办。他们双双要求文锦渡海关“酌情从宽处理”。
国家进出口庄严的大门，不是一切乔装改扮、玩弄花样的走私分子自由活动的通道。文锦渡海关对于软硬兼施的“要求”，不予置理。
倪献策见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要九江海关关长打电话找海关总署去求情，“照顾照顾江西”。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给已离任的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厅长打电话，要他凭老面子，到北京找经贸部去说情。这时候的倪献策丢开了省长的一切尊严，为了走私者的利益，像跌进河里去的旱鸭子，“扑愣”着想抓住一切东西来获救一般，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去打通文锦渡海关，或者打通领导文锦渡的海关总署。
半个多月过去，对方依然不理不睬，倪献策沉不住气了，便以江西省政府省长的名义，给北京海关总署打电话，口气咄咄逼人：“请你们慎重考虑，在处理这起走私案时，避免国际国内的诉讼纠纷，以免造成国内外的不良影响，给引进外资的工作造成困难。”
海关总署经过调查之后，泾渭分明，毫不询私；省长来电话、熟人打招呼，统统不予理睬，一律按原则办理，坚决维持文锦渡海关处分的决定。
几个走私犯吓呆了，想不到省长这个靠山也有不灵的时候。
倪献策也傻了眼，他心里的气不打一处出。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江西，抬出他这个省长的牌子，可以吓得别人不敢作声！现在却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动员了这么多的“关系”去做工作，却好似石子飘进大江之中，杳无半点希望的踪影。
倪献策十分恼火，可是又无可奈何。他想了又想，便拿起笔来，指示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香港某公司付出2000台录像机的外汇。撒谎说，洪海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支持他们解决这些困难。结果53万美元就这样汇到了香港。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来，银行只凭合法的单据付款。洪海公司走私进口的录像机被海关查扣以后，由于港商也负有责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以“单证不符”的合法理由已拒付货款，且开出的信用证的有效日期已经超过，就自然失效。但倪献策为了满足走私犯的要求，包庇郭勇免受港商起诉而负法律责任，竟批准以现钞的付款方式付60万美元，只是由于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等单位一再扣压，才扣下了7万美元。
倪献策不是不懂他这种做法无异在玩火。他在给郭晓红的信上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以及他灵魂里的污秽。
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我就是为了我和你才去干的。”
倪献策和郭晓红的所作所为，逃不过周围干部和群众的眼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了检查组，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向干部、群众进行500多人的了解、谈话，终于查清了倪献策的主要问题，清除了一个隐患。
1986年7月，郭晓红、郭勇等人被江西省公安厅收容审查。
1986年10月26日，700多名江西省人民代表，一致通过罢免了他的省长职务。
1987年1月10日，倪献策在家里听到敲门的声音，打开房门一看，武警战士出示了“逮捕证”：“经过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你被捕了！”
2月27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中共江西省委、省纪委：“倪献策背离党的理想和宗旨，思想蜕化，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违法乱纪，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给予倪献策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央纪委《关于开除倪献策党籍的决定》，业经中央批准，现发给你们，请宣布执行。”
倪献策从当省长到罢免，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重案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