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抵制“日话”
张之洞是反“日话”最强力者
中国历史上曾有抵制“日话”的倡议和行动，这是近年来很多抵制日货的人根本想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非“日货”，而是日本的语言文字——“日话”。
比邻而居的中国与日本联系密切。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日本文化至今融汇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因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街头巷尾、广告铭牌，随处可见的汉字，就是日本早年学习中国的显著证据。近代以来，中国败于日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以敌为师，东渡扶桑，学习先进的日本文化，而汉字书写的日本词语，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习日本的“副产品”。
如何将那些中国历史上不曾见闻的新事物引介到中国，既需要开阔的现代眼光，也需要专业的文字翻译。日本既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又有早期“脱亚入欧”经历，在这方面确有优势。近代史上，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输出方面，日本既是原创者，也是“二传手”。
如同开放初期，国人对“日货”的热衷曾经匪夷所思，“录音机热”“彩电热”，日本商品一度风靡城乡。20世纪初，也曾出现一拨“进口热”，那时热的不是“日货”，而是“日话”。轻狂少年、浅薄才子，言谈话语之间，竞相以卖弄日本词语为时髦。“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辄之以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有人题诗讽刺道：“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每句都包含日本汉字名词（《清稗类钞·讥讽》）。
我国语言文字中到底掺杂了多少日本词语？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入日源汉词887条，有学者指出，真正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新词大约为472个（《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比如，哲学类的哲学、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世界观、本质、现象、具体、抽象、主观、客观、物质、精神等等；政治类的政治、政党、政策、方针、革命、纲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经济类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工业、商业、金融、市场、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法律类的法律、法庭、警察、宪法、刑法、人权、自由等等；常用词语干部、单位、服务、环境、简单、目标、条件、速度、质量等等。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者。那么，他对“日话”进入我国持何立场呢？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声称：“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作为政策执行者，他利用职权极力抵制“日话”进入中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趋庭随笔》卷三）张之洞抵制“日话”，当然是基于其深藏内心的精神律令与文化桎梏，这不仅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外政策的叶公好龙。
言论、行动上的口是心非，往往导致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以致闹出笑话。民间很快出现了张之洞抵制“日话”的新段子：“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这个属下胆大包天，居然“以香帅之道还治香帅之身”！
抵制日货的理由是什么？一曰购买日货帮助日本经济，二曰购买日货冲击国内市场。“日话”与“日货”不同，其影响决不限于经济与物质。清末学者王国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全集》第一卷）可见，语言的输入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作为思想的载体“附带”输入的。
如何看待“日话”的危害，作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名词的泛滥忧心忡忡，1903年，他以卫道士的口气警告称：“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因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新语探源》）在其位谋其政。张之洞的着眼点自然放在“日话”之于中国“学术风教”之危害。
《东方杂志》就不同了，它是社会公器，就要对社会负责任。1906年，该杂志刊文指责新名词导致了国民精神之堕落：“‘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且世有‘平等’之说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骄之习。……有‘共产’之说出，而后无赖之民恃为欺压银财之用。”在这里，该文仅以“自由”“平等”“共产”诸例，论述其对民众道德之戕害。它进一步阐述道，“自新名词输入，……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严复早于王国维，但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语言文字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意思是说，承载“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达“情感”的“音声”不等于“情感”，“载体”不是“本体”，“花轿”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地位。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却不这样认为，他将语言文字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早期的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从学术风教、国民道德、亡国灭种的角度论述了“日话”的重大危害。其实，文化的交流、互补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盘抵制“日话”，岂非要从《国语》《尚书》中寻找替代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