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裁判观点：先盖章后打印的法律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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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最高法民申4393号

裁判要旨

主张法律文书系“先盖章后打印”的当事人不能证明公章系盗用形成的，该先行盖章行为具有概括性授权和追认属性。

经审查，国丰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存在本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非法集资”等犯罪线索。经鉴定，“3.20《承诺书》”及“4.2《证明》”上出现与诚信公司、国丰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的非备案印章。国丰公司印章被伪造的事实虽然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继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国丰公司主张“先刑后民”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经鉴定，“4.2《证明》”上“原有印章(印模)”处加盖国丰公司印章 ，与国丰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的《巴州区回风东路棚户区改造统购安置项目八号楼工程》、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裙房工程补充协议》、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步云楼二期项目合同备案资料》等合同文件上国丰公司使用的印章一致。虽然“4.2《证明》”系“先盖章后打印”，但原审判决认定该先行盖章行为具有概括性授权和追认属性并无不当。根据司法鉴定结论，“3.20《承诺书》”上国丰公司印章与“4.2《证明》”上“现有公章(印模)”、“单位公章(印模)”印章同一。据此，原审判决认定“3.20《承诺书》”对国丰公司有约束力，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国丰公司无证据证明“4.2《证明》”系海凤公司盗盖印章形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现有公章”起用时间晚于“3.20《承诺书》”出具时间。国丰公司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

“3.20《承诺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当事人加盖印章，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该承诺书载明:“项目开发商与承建人之间的各种协议能够顺利履行，不因其各自经营或纠纷遭受财产查封。”“承诺人遵守以上承诺，否则承诺人自愿与借款人对贵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月28日，国丰公司向诚信公司发函载明，由于目前抵偿物无法变现不能兑付民工工资，国丰公司同意由其按原抵偿价收回部分抵偿房屋。2015年2月2日，诚信公司回复国丰公司，同意国丰公司按抵偿物价格退回抵偿商业房。2015年3月25日，诚信公司向国丰公司发函，要求解除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裙房工程补充协议》。2015年4月20日，唐兵签署“同意此房退回诚信公司”。2015年6月12日，诚信公司发函国丰公司，再次要求解除案涉《裙房工程补充协议》。国丰公司在案涉工程合同解除后，还以自己名义起诉诚信公司给付工程款。上述事实可证实，案涉项目开发商与承建人之间的各种协议并未顺利履行，原审判决认定国丰公司应当按照承诺书约定就案涉借款向海凤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缺乏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

国丰公司关于“3.20《承诺书》”签订之时主债务尚未发生、承诺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国丰公司关于该承诺书不符合债的加入条件的主张，亦不成立。国丰公司认为该承诺书与“4.2《证明》”不合常理的理由，均系推测，缺乏事实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