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资标准导致的改判规则『下』
本期继续推送工资标准导致的改判规则，本期推送的内容与证据关系不大，主要是两审法官对工资标准的认定不一致导致的改判。
本期目录索引
一、一审根据常理支持职工主张的工资标准，二审根据常理改判
二、疫情不影响2020年1月工资
三、生效判决认定的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一、一审根据常理支持职工主张的工资标准，二审根据常理改判
【一审法院认为】
1、关于L要求A公司支付拖欠工资190000元（L庭审中明确为2017年拖欠工资30000元，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每月拖欠工资12000元）的诉讼请求。L称双方口头约定自2017年1月起月工资20000元，其中平时发放10000元，其中一个账户在转账时自动扣除L应承担的税款，因此实际发放时不足10000元，另外在年底时A公司给L补齐年工资总额240000元。A公司不认可，称合同约定工资2000元，实际每月工资5000元，车补5000元。结合A公司向L的转账情况，A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2月6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L转账的80000元系其法定代表人与L之间个人借款行为，L不认可，称系发放的年底工资，A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关于A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公司账户向L转账20000元系借款，但其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与L的微信记录，显示L当天也向其法定代表人转账了20000元，针对该情况，L称A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转账的80000元作为年底工资，而后来公司转账的该20000元已经包含在该80000元中，因此在收到20000元后又返还给了法定代表人。通过分析，L的该解释符合常理，而A公司称该20000元系借款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当天借款当天就还也与常理不符。关于2019年1月16日通过X转账到L账户的20000元，A公司称系预支的员工车票款，扣除报销金额后尚余681元未还，并提交预支收据复印件以及邮箱邮件打印件予以证明，L不认可，称该20000元系年终工资的一部分，A公司未提交报销凭证以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A公司为L发放工资的情况，可以看出L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每月通过两个账户发放，另一部分年底发放。关于工资数额的问题，L称双方口头约定其月工资20000元，A公司不认可，L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参照L实际收到的工资数额，可以看出其除了平时按月发放的工资，年底发放工资数额为8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A公司应支付L2018年年底工资差额60000元（80000元-20000元）。A公司已经支付L2019年2月份工资5000元，还应支付L2019年2月份工资差额4271.67元。因此，关于L的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L主张：双方口头约定自2017年1月起其月工资为20000元，其中平时每月发放10000元，另外在年底时A公司给其补齐年工资总额240000元，因A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L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从其举证情况并结合本案相关事实看，首先，L并无证据证明其与A公司之间存在自2017年1月起其月工资为20000元的口头约定。其次，L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虽显示A公司通过其公司职工X、Y个人账户每月分别向L发放相应数额的工资，但其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合计均不超过10000元。第三，L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虽显示：A公司法定代表人M通过其个人账户于2018年2月7日向L银行账户转款80000元、A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于2018年2月14日向L转款20000元，但M与L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L于2018年2月14日分两次向M转款共计20000元，而A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则载明其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向L转账的20000元系借款。结合M与L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其他内容以及A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向L转账的20000元系借款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述80000元、20000元均非工资。退一步讲，假如L关于其工资平时每月发放1万元、另外12万元由A公司在年底时补齐的主张成立，那么，A公司在2017年年底或者2018年年初至少应补齐L工资差额12万元。因此，即使A公司法定代表人M于2018年2月7日向L转账的80000元、A公司2018年2月14日向L转账的20000元均为补齐24万元差额的工资，上述款项也仅为10万元而不足12万元。在此情况下，按照常理，L应继续向A公司索要尚未补齐的年底工资差额2万元，而非向A公司法定代表人M通过微信转账返还2万元。因此，L向M返还2万元款项的行为与其在本案中继续主张2017年年底工资差额的诉讼主张相矛盾，且其也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第四，尽管L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A公司会计X于2019年1月16日向L转款20000元，但此后L于2019年2月25日向X发出了《20000元支出明细》的电子邮件，其中列明了该20000元支出情况，故应认定该20000元并非工资款。由此可见，L主张其年底工资为12万元，证据不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主张的2017年年底工资差额4万元、2018年的年底工资差额10万元不予支持。【（2019）鲁02民终10415号】
二、疫情不影响2020年1月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刘x月工资数额构成中包含6000元绩效工资，而绩效工资是否发放与企业经济效益息息相关，因新冠疫情影响，A公司取消了所有高管人员2020年1月、2月的绩效工资。刘x仅靠对比之前工资流水，未结合经济现状就认定A公司少发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A公司根据劳动合同约定以及经营效益现状为刘x发放2020年1月工资10260.24元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刘x要求A公司支付2020年1月克扣工资6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A公司提供的《新员工培训确认书》和《高层奖惩制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x作为A公司的副总监，其工资构成中包含6000元的绩效工资，刘x上诉主张其工资构成中没有绩效工资项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用人单位对于绩效工资的发放虽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但绩效工资是劳动者工资构成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绩效工资应否发放、发放标准等涉及调整劳动者工资数额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新冠××疫情虽于2020年年初出现，但全国范围爆发大约是在1月20日之后，且在2020年1月31日春节法定节假日到期之前，国家及省市地区均未发布任何关于要求企业停工停产的通知，A公司在本案中抗辩主张其扣除刘x2020年1月份绩效工资系因疫情影响，理由不能成立，因A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扣除刘x2020年1月份绩效工资的合理合法事由，A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刘x上诉请求A公司补发其2020年1月份工资6000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采纳A公司关于疫情的抗辩事由并判决驳回刘x的该项诉讼请求，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020年2月份，为加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大多数企业继春节假期后一直未复工复产，应属众所周知的事实，A公司主张其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本院予以采信。因停工停产，A公司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且刘x确未到岗提供劳动，A公司从刘x2020年2月份工资构成中扣除6000元绩效工资，理由正当，一审仅判令A公司支付刘x除绩效工资外的其他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020）鲁02民终11370号】
三、生效判决认定的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
生效判决已经认定L与邮储银行青岛分行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现邮储银行青岛分行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权不向L支付工资，故邮储银行青岛分行应向L支付工资。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L的月工资标准。L主张其月工资为7000元左右，但多份生效判决均按照月工资1657.45元认定L的应得工资。因本案L主张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资，故应按照其前一年即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平均工资支持其诉请。（2018）鲁02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按照月工资1657.45元支持L2012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工资，该判决现已经生效。故本案应按照月工资1657.45元支持L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资，即L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为59668.20元（1657.45元*36个月）。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L主张的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鲁民提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邮储银行青岛分行未通知L上班，但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本院（2017）鲁02民终659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鲁02民终9368号民事判决书已按L之前正常上班期间的月平均工资1657.45元的标准判令邮储银行青岛分行支付L2008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工资。因该工资标准1657.45元低于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青岛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故邮储银行青岛分行应按青岛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L该期间工资65360元（1710元*11个月 1810元*12个月 1910元*13个月）。【（2020）鲁02民终3799号】
